《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一年。公開的步伐漸行漸快令人欣喜，但缺乏配套措施的單兵突進也為這項工作的未來埋下隱患。

　　漸行漸快令人喜

　　“以前，找個部委電話，是挺難的事兒。單位曾把每個人掌握的電話匯總，每個人發(fā)一份，大伙都當寶貝?，F(xiàn)在，上各部委網(wǎng)站看看，電話都在上面。”對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下稱“條例”)實施一年給自己采訪帶來的便利，《財經(jīng)》雜志記者葉逗逗深有感觸。

　　5月11日下午，條例實施一周年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對于實施一年的成績，與會者高度評價，第一個發(fā)言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更是聲明:“今天我只談成績，不說問題。”他把條例實施一年的成績概括為兩方面:一是對信息公開本身的作用，二是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的影響。

　　盡管有與會者笑言姜教授只談成績“不符合知識分子批判精神”，但姜明安教授一再強調(diào):“對條例實施的意義，對實施一年取得的成績，不可低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周漢華同意姜明安的判斷。他對成績做了如下歸納:第一，主動公開是最大亮點。他介紹，專家建議稿和官方起草的最后通過稿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強調(diào)了政府主動公開的義務。條例實施一年來，在包括汶川地震在內(nèi)的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主動披露信息都成為政府自覺行動。

　　第二，公民申請公開政府信息邁出新步伐。據(jù)統(tǒng)計，吉林受理申請4萬多件，上海9000多件。

　　第三，電子政務有了發(fā)展。信息化時代，如果信息公開不和電子政務公開相結(jié)合，很難推開?？上驳氖牵^去的一年，各地電子政務有了長足發(fā)展。

　　周漢華認為，“如果把這一年取得的成績，放在建國六十年的歷史中，甚至兩千多年歷史的長河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績。”

　　單兵突進讓人憂

　　同是記者，《新京報》記者錢昊平卻和葉逗逗有不同判斷。“網(wǎng)上、114查號臺，往往只能查到部委總機。通過總機問具體要采訪的部門，卻十有八九要卡殼。找不到我要采訪的人，總機電話有什么用?”他說，有一次實在氣不過，他和總機工作人員吵了起來。

　　對于條例實施一年暴露的問題，與會專家有清醒認識。姜明安教授之所以“只談成績”，是因為當天上午，中國政法大學也就這一話題組織了研討會，他“說的都是問題”。在強調(diào)“對成績不可低估”之后，他不忘加上一句:“當然，也不可高估。”

　　作為環(huán)境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fā)參與了很多環(huán)境訴訟。他說，條例實施，讓他們有了新的武器，“以前，信息是否公開，政府一句話?，F(xiàn)在有了條例，不給我，我可以去告你，政府有了壓力。”

　　然而，使用“新武器”的效果，卻并不令人滿意。王燦發(fā)介紹，打環(huán)境官司，環(huán)境影響報告是最重要的證據(jù)之一。他多次希望通過政府調(diào)取這一報告，但每次得到的答復都是“政府批文可以給你，但報告涉及企業(yè)信息，不能公開”。

　　周漢華教授歸納了條例實施一年的突出問題:

　　———各地工作不平衡。截止到5月1日，大部分省市、國務院部委公布了本行政機關政府信息公開的年度報告。從報告看，各地信息公開工作不平衡現(xiàn)象突出，上海等地工作令人滿意，有一些地方應付痕跡比較明顯。

　　———結(jié)果并不太理想。我國信息公開的核心是主動公開，但實踐中做得不太夠。征地、拆遷、辦公招待費、用車，這些百姓關心，和他們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卻難以得到答案。

　　———數(shù)據(jù)不客觀，標準不統(tǒng)一。對這一問題，王錫鋅教授深有同感。他說，某省會城市信息公開數(shù)量高達27萬件，經(jīng)過反復詢問才知道，連打個電話問個路，也算進去了。

　　周漢華教授說，據(jù)他了解，年度報告的數(shù)字，一級一級報上來，“在‘官出數(shù)字，數(shù)字出官’現(xiàn)實下，有些數(shù)字并不令人完全信服。”

　　———條例孤軍奮戰(zhàn)。因為缺乏配套措施，很多時候單靠條例，并不能解決問題。他舉例說，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對一些本屬于應該公開的內(nèi)容不敢公開，多是擔心引發(fā)群體性事件。他認為，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從制度上松綁，靠條例單兵推進，難以取得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