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網絡技術在中國的不斷發(fā)展，它對中國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也日漸明顯。以2003年孫志剛事件最終促成收容遣送條例的廢止為標志，近年來，從“黑磚窯”奴工的解救、刑訊逼供的整治，到許霆案的改判、“華南虎照”的鑒定、“三聚氰胺奶粉”的曝光、甕安事件的調查，直至最近“躲貓貓”事件的處理……等等，幾乎每一次都是輿論通過網絡產生全國性影響，進而形成強有力的主流民意。

　　某種意義上，網絡讓國人看到了信息的力量。網絡的便捷快速和成本低廉，使之注定成為21世紀的民意形成管道，甚至可能成為傳統(tǒng)民主的一種替代手段。

　　但要實現這個“如果”，需要滿足一些前提條件。首先，“網民”和“人民”并不完全是一個概念；網民當然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但是范圍比后者狹窄。因此，網絡意見只能體現某部分人的“民意”，而不能準確代表全體民意。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即便中國目前已有近3億網民，網民的分布仍然是相當不均衡的。城市上網的人顯然比農村多，沿海地區(qū)的網民比內地多，“網絡民意”也由此帶有地區(qū)尤其是城鄉(xiāng)差別。因此，要準確體現中國的“民意”，不能只看網絡的“點擊數”，而必須采取適當措施保證地區(qū)尤其是城鄉(xiāng)平衡。

　　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網絡民意的理性程度。這個問題當然并非網絡獨有，因為任何對話交流都有自身困境——在面對面的直接對話過程中，也會出現語言暴力甚至肢體沖突等非理性現象。但網絡特有的虛擬空間，更加劇了對話的非理性傾向。網絡對話的間接性和隱秘性既使網絡言論更加自由，也讓網民對自己言論承擔的風險責任降低到最小限度。

　　在面對面的交流中，言論者至少要當場面對聽眾的反應并顧及自己的顏面，因而不得不將某些激進、粗俗等不負責任的表達方式掩藏起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更為平和理性。相比之下，網絡提供的私密空間反而讓人摘掉了最后一層文明的面紗，容易使網絡對話以不加修飾的赤裸裸的方式進入公共空間，進而加劇網絡對話的非理性趨向。

　　同時，當面對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各方在場并當場聆聽對方的觀點和論據，不同意見者的觀點能通過活生生的形象而產生更深刻的印象。而網絡對話無法保證這些條件，文字對白也顯得比較枯燥乏味，對話質量相對較低，一般僅限于表達簡單的個人立場或情感，很少出現長時間圍繞某一個專題的理性、深入交鋒。由于缺乏充分討論，網民更容易在信息不對稱、論據不完全的情況下，抱著湊熱鬧的心理作出判斷，網絡對話也更容易為少數激進甚至極端的立場所主導。

　　網絡交流的非理性傾向值得重視，因為理性是民主的前提。只有在各種立場以最有說服力的形式呈現在公眾面前并讓公眾參與辯論的前提下，才可能通過多數主義民主程序作出對社會最有利的決策；否則，所謂“民意”只不過是少數人操縱下的“暴民心態(tài)”的集中反映而已。如果網絡民意為非理性力量所驅使，那么它非但不能承擔起形成理性民意的重任，反而會助長社會的偏激、盲動和任性，甚至受少數人利用而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北大憲法研究中心曾和騰訊網聯合舉辦了高校招生地域歧視問題的網絡對話活動。來自31個省、區(qū)、市的200多名網友被分散在八個QQ群，每個群基本上都能保證有來自各省的網友參加。雖然每個群的協(xié)調人，盡力讓群內每個網友都參與對話，但結果發(fā)現，積極對話的網友只有五六個，其余大部分網友都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去年夏天在深圳組織的“勞動合同法勞資面對面”的對話，效果則好很多。由于是當面對話，尤其在保證每個參與者都至少發(fā)表一次意見的情況下，對話質量很高。

　　盡管如此，網絡對話的發(fā)展?jié)摿θ匀皇遣豢晒懒康摹＿@主要是因為網絡對話成本低、反應快、覆蓋面大并極易推廣。有些問題是地區(qū)性的，因而可以在當地組織面對面的對話交流。譬如《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效果帶有明顯的地區(qū)差異，組織全國性對話意義有限，而在深圳或某個特定地方組織勞資面對面交流，不僅效果顯著，且成本也可以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圍內。但像高等教育機會的地域平等這樣的話題，顯然是一個涉及不同地區(qū)的全國性問題，地方性對話必然帶有明顯的地區(qū)偏向——北京人肯定希望維持現存高校招生制度、山東人肯定希望打破北京高校對本地的保護。這類對話顯然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但要舉辦一個全國性的面對面對話必然耗資巨大，超越一般主辦方的承受能力并給參與者帶來不便。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對話不失為重要民意形成機制。

　　同時，網絡對話雖然存在非理性傾向，但也不必要過分夸大這種傾向。“周老虎”事件表明，網民中不乏專業(yè)精英，他們個人的調查、研究和鑒定水平絲毫不亞于任何官方機構——事實上，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精英都是網民，如果他們的見解能得到多數網民的重視和考慮，那么網絡民意就已經走上了理性軌道，而“周老虎”事件的結果證明，理性的力量是可以對多數網民的判斷發(fā)揮主導作用的。筆者曾參與一個高等教育機會平等的網絡調查，在問卷中我們刻意設計了幾道知識題（譬如目前高考和高校招生的方式），結果發(fā)現四分之三左右的網民們都給出了正確答案，說明大多數來參加對話的網友對所要討論的問題都具備基本認識。雖然個別網友的表達方式可能有點偏激，理性對話的基礎顯然是存在的，問題只是在于如何引導他們在耐心接觸各類信息之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斷。

　　在涉及國家利益等敏感問題上，一些網友的反應確實存在走向偏激甚至極端的危險，但許多非理性判斷正是網絡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要消除這種非理性現象，解決辦法不是控制網絡表達，而恰恰在于保證充分的網絡言論自由，讓各種觀點立場和各種版本的事實得到充分自由的表達，讓網民們有機會在信息全面、論據充分、立場多元的環(huán)境下作出自己的選擇。

　　中國網絡民意的前途在于網民的理性，同時也在于我們對網民理性的信任；如果我們出于種種擔憂或恐懼不讓網民們接觸各種不同的信息，那么我們的網民永遠不可能變得成熟理性。（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學教授   原題為張千帆：網絡民意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