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是浙江在推進簡政放權改革上的一個重要動作。于辦事難依然現(xiàn)實存在的背景下，此項改革目標的提出，也被社會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真正落實，顯然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

 

　　民眾辦事到底跑幾趟合適，原本并無所謂的規(guī)定和標準之說。“最多跑一次”與其說是必須實現(xiàn)跑一趟就能辦成事，不若是對最大限度減少民眾辦事難度的一種施政倒逼。畢竟，辦事的效率既與行政部門的效率有關，也還包括民眾對辦事流程的熟悉程度、辦事材料準備是否充分等等因素。事實上，在政策層面，“最多跑一次”本就有前提條件：“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受理條件”。而這次杭州市長遭遇“閉門羹”，其中一項就是“材料不全”。如此一來，到底是行政部門的信息告知不充分，還是辦事民眾只能怪自己？這之中的責任推諉空間顯然不小。

 

　　浙江此前曾公布了四萬個“最多跑一次”項目清單。也就是說，只要是四萬個項目清單之內(nèi)的事項，在原則上，民眾跑一次就能夠得到“一站式”解決。可從杭州市長暗訪的四件事全部落空看，這四萬個項目清單有多少能真正讓民眾跑一次就能辦成，結果恐怕不會很樂觀。當然，這并不是“最多跑一次”目標設置太過理想的錯，而是要實現(xiàn)跑一次能辦事，絕非僅僅是公布一個具有原則意義的清單這么簡單，它關系到具體部門的辦事效能、不同部門之間的銜接、辦事流程的告知等諸多清單之外的工作鋪墊。若缺乏這些基礎配套的改善，清單的價值就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紙面上，“最多跑一次”也就容易淪為噱頭和空洞的口號。

 

　　簡政放權的目標如何順利導入現(xiàn)實，一直是此項改革的痛點所在。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審批事項的減免和下放幅度，不可謂不大。可就落實看，民眾辦事難度的降低是否真有數(shù)字上的變化那么大，審批事項減少所應該帶來的改革紅利，是否真正讓民眾有足夠的獲得感，著實得打上一個問號。這是因為，政策層面縮減了多少審批事項，當然有量化的標準，但評判民眾辦事難易如何，歸根結底還得以民眾的實際體驗為依歸，數(shù)字并不能代替民眾的感受和評判。甚至，改革所提出的目標效果，不能及時讓民眾感受到，還很可能讓民眾對改革產(chǎn)生隔膜，繼而動搖對改革的信心。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丁義珍”式窗口的整改就是一個鮮活的反面例子：面對市委書記李達康的訓斥和要求，區(qū)長孫連城滿口答應整改。但最終因財政經(jīng)費不足等等“客觀因素”，整改變成了加一把椅子、擺幾顆糖的糊弄式應對。改確實是改了，可民眾所遭受的不便，卻并沒有實質變化。簡政放權如何避免這種落實困境，同樣值得深思。

 

　　“最多跑一次”的落實情況，可以說是簡政放權現(xiàn)實與理想之差的一種微觀呈現(xiàn)。如何縮小這種差距，一方面，像杭州市長這樣不打招呼的暗訪應該多一點，領導者不僅要敢于提改革目標，更要對改革的落實情況心中有數(shù)；另一方面，減少審批事項仍只是簡政放權的初始工作，理念的糾偏才是“元問題”，正如李克強總理所指出的，“要切實從群眾利益出發(fā)，堅決杜絕部門利益本位，從源頭上避免出現(xiàn)各類‘奇葩證明’、‘循環(huán)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