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要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封來信，通知我中獎18.6萬元，忍不住要辨析一下真假。還沒看完，手機響了，是一個推銷保險的業(yè)務員。剛客氣地打斷她的甜言蜜語，短信又響了，勸我不要為假發(fā)票發(fā)愁，趕緊跟劉小姐聯系。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據央視的一個調查，74%的受訪者有過個人信息被泄露之后被騷擾的遭遇。央視在今年的3·15晚會上還公布，僅某一家公司就掌握了全國一半手機用戶的詳細信息，僅在鄭州一地，這家公司每天就會“精確”發(fā)送垃圾短信兩億條。誰都知道，靠著侵犯個人隱私發(fā)財的，遠遠不止這家公司。 

　　好了，這幾天各媒體都在報道一個好消息：《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日前已呈交至國務院，該草案規(guī)定了，禁止任何團體在未經個人同意的前提下，將個人信息泄露給他人，除了犯罪與稅收記錄以及媒體調查之外。 

　　伴隨著這個好消息的，是一系列贊揚和期待的評論。這些評論再一次充分地論證了保護個人信息的重要性。我樂觀地認為，這一次應該是真的了。為什么要說“再一次”和“這一次”呢？關心這件事的人們應該知道，自2003年以來，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各家媒體，每年都要報道和呼吁立法保護個人信息，至少一次，多則兩次、三次。 

　　根據這些報道，2003年國務院就委托有關專家開始起草，2005年專家建議稿已經完成，并提交國務院審議，啟動了保護個人信息的立法程序。從一開始，這一消息就受到社會的普遍歡呼，媒體還援引世界各發(fā)達國家的做法，充分解釋什么是隱私信息，為什么要進行保護。當然，這些解釋越來越顯得多余，因為個人信息泄露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大多數人都已親嘗苦果，它成了一個十分迫切的民生問題。 

　　在每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有人大代表大聲疾呼。比如2006年，人大代表張學東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我國公民個人信息被泄露和濫用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2008年，人大代表孫桂華對新華社記者說，“個人信息泄露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害，當務之急是要加快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報道和評論中，都沒有見到任何反對意見。根據立法法的規(guī)定及實踐經驗，對于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法律案，可以減少審議次數，加快立法進程，何況這早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此案在立項、起草之后，遲遲未能進入審議和表決的程序呢？ 

　　任何立法都要有一個過程，也許五年并不是一個過分漫長的時間。但是，應該讓民眾知道事情卡在哪里了。在此期間，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據此條例，這件事“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且“反映本行政機關機構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等情況”，應該予以公開。不過，立法只部分是政府的事，更多是人大的事。政務信息應該公開，立法信息也應該公開。 

　　已有不少立法信息得以公開。日前又有好消息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今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開，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根據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常識，不僅應該公開立法文本，還應該公開立法過程；不僅應該公開立法過程，還應該公開每一位參與立法的代表委員的具體意見。 

　　不該公開的信息還在繼續(xù)公開，而該公開的信息沒有及時公開。現代社會公認的道理是，公共事務上，“公開是原則，保密是例外”，個人隱私則相反，“保密是原則，公開是例外”。在我們這里，兩者往往顛倒了。只有它們同時換位，問題才能真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