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政府能夠高效完成自己的職責，獲得來自全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救援；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人們保持了對政府的高度信任。
——杜駿飛（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汶川地震給我們帶來巨大傷害，但同時也帶來了無數(shù)思想的遺產(chǎn)——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都會在災難中尋求到自己的思想啟迪，新聞傳播也不例外。震災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傳播學遺產(chǎn)，當屬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不是一個新話題，也不是一個本土性的話題，而是一個悠久的、全球性的話題。在新聞學、法學的義理中，信息公開已是公理和法則，但是在我國并非一直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吃過很多虧，比如SAR期間，因為早期對信息正當傳播的禁令，導致了疫情的蔓延，甚至釀成社會危機和國家形象危機。直到一個多月后，才確立了SARS危機的信息公開制度。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當時的衛(wèi)生部亦因隱瞞疫情成為千夫所指。好在，在后來的松花江污染、禽流感之類事件中，政府汲取了教訓，順應了“流言止于公開”，于是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能遏制了流言與動亂。
此次震災發(fā)生后，央視、四川臺以及其他一些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是震后全國人民獲取準確信息的最好渠道。國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開透明的偉力，與此同時，信息公開也推動了震后救災的開展，減少了謠言的滋生。
然而，在信息公開方面，這次的救災報道算不上是歷史性的突破，因為之前畢竟有SARS的先例可循了。另外，意味深長的是，此次信息的公開也并非在第一時間。地震發(fā)生之后，有人做了搜索，當時只有鳳凰臺在播報《中國四川發(fā)生大地震》的時事連線；內地的電視臺，竟然沒有一家播報地震的新聞；上網(wǎng)查詢，國外的網(wǎng)絡也先于我們發(fā)布了地震的消息。在那個第一時間，我們的新聞媒體延續(xù)了審查與自我審查的好習慣：遇到災難，都是要有上級批示之后才能報道。在這里，我是要說明：信息公開的法則在中國，即使在傳媒的管理人那里，也遠遠沒有深入人心。好在，在不長時間（具體時值待考）的遲鈍和遲疑之后，終于，管理層和媒體順應了民意，新聞報道勇敢地沖破了禁區(qū)。幾乎我們知道的所有媒體都向災區(qū)派出了記者，幾乎所有重要的災區(qū)場景都被報道。
那么后來呢？我們“終于學會了如何去愛”。媒體的正面作用，使得宣傳管理部門認識和承認了這種思想解放。其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國人民都感受到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yè)熱誠，目睹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愛民情懷，也因此得以奉獻出浩蕩的賑災博愛；那就是，在信息公開之下，如此大災，卻沒有流言盛行，自然，也沒有任何想象中的動亂。
信息公開不僅僅是思想解放，從根本上說，更是為了社會穩(wěn)定。在SRAS期間,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流言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給政府形象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信息公開并不是為了添亂，而是為了幫忙；不是為了限制政權，而是為了促進政權的科學運轉；不是授權于他者，而是真誠地服務于大眾、取信于民。汶川地震，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政府能夠高效完成自己的職責，取得來自全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救援；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人們保持了對政府的高度信任。
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下稱《條例》）是中國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從去年4月出臺，到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在長達一年的實施準備期中，各級政府加緊行動，信息公開的步伐越來越大。不過，在中國的國情下，信息公開仍然是一個艱難的事業(yè)。條例的正式實施，不過是一個漫長征途的起跑線。譬如，某些部門在援引《條例》解釋自己信息公開的不充分時，常用很多限定詞——例如，在“適當?shù)臅r機”、“適當?shù)姆秶?rdquo;、“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公開信息。于是，連如何理解信息公開的條件都成了學術問題，草根大眾又如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陽光普照？
當然，我們可以特意去尋找樂觀的一面，譬如在今年春節(jié)前的雪災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門及時啟動“抗擊雨雪災害信息協(xié)調機制”，每天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介紹最新道路交通情況，廣東省等一些地方的應急辦利用氣象短信發(fā)布平臺，發(fā)送了幾千萬條交通提示短信。這些舉措，是政府信息公開的有益實踐。
我們也可以特意去尋找不樂觀的一面，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國新聞界的遲疑。盡管，一切新聞傳播的不足，都在后來的事實中得到了匡正，并且呈現(xiàn)了中國傳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悲喜劇。但是，若非自然災害如此猛惡，我們的靈魂受到如此驚悚，誰又能說，傳媒信息公開的卓越表現(xiàn)就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青年報》（5月12日）公布過一項調查：公眾最希望政府公開的信息是什么？調查中，約有一半人（50.2％）選擇“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我相信，在汶川地震之后，這個比例已經(jīng)持續(xù)上升了。
在汶川地震中，民眾開始適應了信息公開。特別重要的是，他們適應了來自傳媒的信息公開。按照《條例》規(guī)定，信息公開有4種方式：政府公報、政府網(wǎng)站、新聞發(fā)布會、傳統(tǒng)媒體。固然，在任何事件中，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措施，擴大信息公開的渠道，豐富信息公開的模式，但是，就大眾傳播的機理而言，要讓社會公眾可以更快捷、更充分、更人性地獲取信息，其主要的路徑仍然是對大眾傳媒的開放政策。大眾傳媒是其他三種方式的促發(fā)器、集合器、放大器、矯正器，我們有更多的理由重視大眾傳媒在信息公開方面的權力，特別是在重大自然災難面前。
在這場舉世罕見的自然災害中，顯然，國人對信息公開的感受域限，超出了“政府信息公開”，而直接界定成為了“傳媒信息公開”。這或許是此次信息公開旅程中一個特別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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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駿飛（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汶川地震給我們帶來巨大傷害，但同時也帶來了無數(shù)思想的遺產(chǎn)——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都會在災難中尋求到自己的思想啟迪，新聞傳播也不例外。震災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傳播學遺產(chǎn)，當屬信息公開。
信息公開不是一個新話題，也不是一個本土性的話題，而是一個悠久的、全球性的話題。在新聞學、法學的義理中，信息公開已是公理和法則，但是在我國并非一直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吃過很多虧，比如SAR期間，因為早期對信息正當傳播的禁令，導致了疫情的蔓延，甚至釀成社會危機和國家形象危機。直到一個多月后，才確立了SARS危機的信息公開制度。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當時的衛(wèi)生部亦因隱瞞疫情成為千夫所指。好在，在后來的松花江污染、禽流感之類事件中，政府汲取了教訓，順應了“流言止于公開”，于是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能遏制了流言與動亂。
此次震災發(fā)生后，央視、四川臺以及其他一些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是震后全國人民獲取準確信息的最好渠道。國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開透明的偉力，與此同時，信息公開也推動了震后救災的開展，減少了謠言的滋生。
然而，在信息公開方面，這次的救災報道算不上是歷史性的突破，因為之前畢竟有SARS的先例可循了。另外，意味深長的是，此次信息的公開也并非在第一時間。地震發(fā)生之后，有人做了搜索，當時只有鳳凰臺在播報《中國四川發(fā)生大地震》的時事連線；內地的電視臺，竟然沒有一家播報地震的新聞；上網(wǎng)查詢，國外的網(wǎng)絡也先于我們發(fā)布了地震的消息。在那個第一時間，我們的新聞媒體延續(xù)了審查與自我審查的好習慣：遇到災難，都是要有上級批示之后才能報道。在這里，我是要說明：信息公開的法則在中國，即使在傳媒的管理人那里，也遠遠沒有深入人心。好在，在不長時間（具體時值待考）的遲鈍和遲疑之后，終于，管理層和媒體順應了民意，新聞報道勇敢地沖破了禁區(qū)。幾乎我們知道的所有媒體都向災區(qū)派出了記者，幾乎所有重要的災區(qū)場景都被報道。
那么后來呢？我們“終于學會了如何去愛”。媒體的正面作用，使得宣傳管理部門認識和承認了這種思想解放。其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國人民都感受到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yè)熱誠，目睹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愛民情懷，也因此得以奉獻出浩蕩的賑災博愛；那就是，在信息公開之下，如此大災，卻沒有流言盛行，自然，也沒有任何想象中的動亂。
信息公開不僅僅是思想解放，從根本上說，更是為了社會穩(wěn)定。在SRAS期間,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流言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給政府形象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信息公開并不是為了添亂，而是為了幫忙；不是為了限制政權，而是為了促進政權的科學運轉；不是授權于他者，而是真誠地服務于大眾、取信于民。汶川地震，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政府能夠高效完成自己的職責，取得來自全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救援；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開，人們保持了對政府的高度信任。
中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下稱《條例》）是中國傳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從去年4月出臺，到2008年5月1日正式實施，在長達一年的實施準備期中，各級政府加緊行動，信息公開的步伐越來越大。不過，在中國的國情下，信息公開仍然是一個艱難的事業(yè)。條例的正式實施，不過是一個漫長征途的起跑線。譬如，某些部門在援引《條例》解釋自己信息公開的不充分時，常用很多限定詞——例如，在“適當?shù)臅r機”、“適當?shù)姆秶?rdquo;、“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公開信息。于是，連如何理解信息公開的條件都成了學術問題，草根大眾又如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陽光普照？
當然，我們可以特意去尋找樂觀的一面，譬如在今年春節(jié)前的雪災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門及時啟動“抗擊雨雪災害信息協(xié)調機制”，每天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介紹最新道路交通情況，廣東省等一些地方的應急辦利用氣象短信發(fā)布平臺，發(fā)送了幾千萬條交通提示短信。這些舉措，是政府信息公開的有益實踐。
我們也可以特意去尋找不樂觀的一面，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國新聞界的遲疑。盡管，一切新聞傳播的不足，都在后來的事實中得到了匡正，并且呈現(xiàn)了中國傳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悲喜劇。但是，若非自然災害如此猛惡，我們的靈魂受到如此驚悚，誰又能說，傳媒信息公開的卓越表現(xiàn)就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青年報》（5月12日）公布過一項調查：公眾最希望政府公開的信息是什么？調查中，約有一半人（50.2％）選擇“突發(fā)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我相信，在汶川地震之后，這個比例已經(jīng)持續(xù)上升了。
在汶川地震中，民眾開始適應了信息公開。特別重要的是，他們適應了來自傳媒的信息公開。按照《條例》規(guī)定，信息公開有4種方式：政府公報、政府網(wǎng)站、新聞發(fā)布會、傳統(tǒng)媒體。固然，在任何事件中，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措施，擴大信息公開的渠道，豐富信息公開的模式，但是，就大眾傳播的機理而言，要讓社會公眾可以更快捷、更充分、更人性地獲取信息，其主要的路徑仍然是對大眾傳媒的開放政策。大眾傳媒是其他三種方式的促發(fā)器、集合器、放大器、矯正器，我們有更多的理由重視大眾傳媒在信息公開方面的權力，特別是在重大自然災難面前。
在這場舉世罕見的自然災害中，顯然，國人對信息公開的感受域限，超出了“政府信息公開”，而直接界定成為了“傳媒信息公開”。這或許是此次信息公開旅程中一個特別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