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中國公民應當比前人享受更多的知情權，包括平等享有公共信息的權利。我更企盼，汶川大地震所展現(xiàn)的中國信息輿論公開化、透明化的良好趨勢，能夠常態(tài)化、縱深化。少一些封鎖與禁錮，多一些陽光與公開，透明些，再透明些！這既是中國傳媒業(yè)界的共同企盼，更是億萬中國公民的共同企盼。
施昌學：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最先感受到的和贏得一致贊譽的一個巨變，是震災信息發(fā)布的實時化與公開化。
我是從遠在貴州采訪的女兒電話中得知地震消息的，此時離地震發(fā)生剛剛過去不到40分鐘。即刻上網(wǎng)，新華社關于四川汶川發(fā)生強烈地震的消息已赫然在目。很快，胡錦濤總書記就四川汶川大地震做出重要指示、溫家寶總理正緊急趕赴地震災區(qū)的消息接踵而至。轉身打開電視，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已開始汶川大地震的滾動直播，中國地震局新聞發(fā)言人正在舉行新聞發(fā)布會。更出人意料的是，航行途中的溫家寶總理在飛機上向全國發(fā)表了緊急電視講話。在我的印象中，這是應對特大自然災害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首次在第一時間直接通過電視傳媒公開講話。透過這一打破常規(guī)的方式，全國民眾對于汶川地震可能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chǎn)損失，已然有了心理準備。更為重要的是，為舉國體制下快速應對特大震災，特別是搶救遇險生命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以此為發(fā)端，一次慘烈空前的巨大震災的真實場景，一場眾志成城的抗震救災特殊戰(zhàn)役，通過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代的傳媒介質，實時原生地、立體多維地、客觀真實地展現(xiàn)給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
錢鋼：信息公開化，讓公民享有平等的知情權，這是現(xiàn)代民主法制社會的基本定義與規(guī)則，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國民的正當權利。我注意到，就在汶川地震發(fā)生前半個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剛剛生效。
勿庸置疑，這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巨大進步，更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所無可比擬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唐山地震發(fā)生后，全國民眾當日僅僅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獲得兩條新華社統(tǒng)一發(fā)布的信息：其一是《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fā)生強烈地震》，其二是《中共中央致電親切慰問受災群眾和部隊指戰(zhàn)員》。而從紙質媒體讀到這兩則文字消息，最快也是7月29日上午了。
對地震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第一條電訊輕描淡寫：“震中地區(qū)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中共中央的慰問電倒是承認：“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遭受很大損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壞和損失極其嚴重。”但是，損失到底多大？嚴重到什么程度？普通民眾是無法從媒體公開的文字、圖片和電視畫面上獲得直接具體精準的感觀印象的。
此次汶川大地震，我們不僅可以從中央和災區(qū)政府每日召開的新聞發(fā)布會上獲得權威的抗震救災信息，甚至可以從網(wǎng)絡上乃至官方媒體上看到普通民眾手機、照相機、攝影機拍攝的地震瞬間的圖相和震后的災景；不僅可以讀到全國各地乃至國外記者發(fā)自災區(qū)的真實報道，更可以從網(wǎng)絡上看到數(shù)以萬計的博客上傳的有關震災的各種信息和評論。
但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即使是專業(yè)新聞工作者，要深入災區(qū)一線采訪，也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對于媒體的報道，不僅審查嚴格，而且口徑統(tǒng)一。只允許報道軍民“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許報道國內外受眾普遍關心的具體災情。為了不干擾“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斗爭的“大方向”，每天發(fā)布有關抗震救災消息的數(shù)量也受到嚴格限制。
在震區(qū)現(xiàn)場，如果有人拿一部照相機拍攝，立刻就會被公安干警抓起來，相機也會被沒收。我們今天能看到的許多珍貴的唐山大地震的歷史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攝的，而是科研工作者在日后去災區(qū)考察拍攝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埋在廢墟下被救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的。在創(chuàng)作《唐山大地震》的采訪中，我花了很大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機從廢墟里把死者搬運出來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秘密拍攝的作者是誰，在當時那是犯法的。
至于地震造成的人員傷亡，今次汶川大地震，我們每天都可以及時了解到不斷更新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在死亡人數(shù)剛剛接近2萬的時候，有關權威部門便做出了遇難民眾可能突破5萬人的前瞻性預報。5月24日，溫家寶總理陪同聯(lián)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視察四川地震重災區(qū)時再度表示，四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數(shù)，恐怕還要繼續(xù)上修，大概會上升到8萬人以上。而在唐山大地震發(fā)生后，傷亡人數(shù)被視為核心機密，在官方公開的新聞信息中，是絕對不會透露的。不僅僅是唐山大地震，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所有的自然災害中的人員傷亡數(shù)字，官方從未正式公開過。典型的如三年自然大災害、1954年長江大水災、1966年邢臺大地震、1970年通海大地震、1975年河南大水災等等。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的數(shù)字也不是政府主動披露的，而是新華社記者徐學江在參加一個全國性地震專業(yè)會議上獲悉后，“千方百計”冒著極大“政治風險”對外發(fā)布的，并不是官方組織或政府官員授權或授意“要求他”或“允許他”報道的。即便如此，這條“爆炸性的新聞”，也是在唐山大地震發(fā)生3年多以后的1979年11月22日才得以問世。
施昌學：從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32年的時空跨越，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陣痛，中國自然災害信息公開化經(jīng)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
建國之初，特別是10年“文革”時期，中國媒體在報道自然災害時，要么裝聾作啞，搞新聞封鎖，要么隱去悲劇的一面，“喪事當成喜事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新聞媒介逐漸公開了以往歷次天災人禍的真相。但對于在這之后新發(fā)生的特大災害，總體上仍難突破“大災大勝利，大災大開英雄花”的思維定勢與傳統(tǒng)模式。盡管在渤海2號鉆井平臺沉沒事件、哈爾濱亞麻廠特大爆炸事件等報道中，新聞媒體曾試圖發(fā)起沖擊，力求突破，但最終還是功虧一簣，知難而退。
就我的記憶所及，中國媒體第一次沖破思維禁錮對自然災難展開大規(guī)模實時跟蹤立體深度報道，是1987年春末夏初發(fā)生的大興安嶺特大火災報道。從報道一開始，就讓受眾感受到氣象迥異，而隨著救災的進程，報道越來越開放，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立體。中國青年報記者于火災后期采寫推出的“三色報道”(長篇系列通訊《紅色的警告》、《黑色的詠嘆》、《綠色的悲哀》)，至今仍令新聞業(yè)界同行津津樂道，奉為佳品。
98抗洪，是新中國歷史上抵御自然災害報道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軍事記者，我跟隨抗洪部隊參與了全程報道。但理性反思，這次報道過于“正面化”和“平面化”，缺乏深度感和縱深感。因此，就新聞傳播本身的標本價值而言，對推進中國媒介災害報道的改革與發(fā)展，其歷史作用與定位則難以超越大興安嶺大火災報道。
進入新世紀，中國新聞傳媒在推動信息公開化的征途中，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堅韌的探索。2003年初春的“非典”疫情，從廣州傳染到北京，繼而在全國大面積爆發(fā)。突如其來的瘟疫，引起全社會的極大恐慌，但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和相關地方行政當局，置人民安危于不顧，仍然以高壓手段封鎖信息，世界輿論一片嘩然。4月20日，中央采取斷然措施，免除了剛剛就任不久的國家衛(wèi)生部部長和北京市市長的職務。此后，一場抗擊“非典”的人民戰(zhàn)爭與一場抗擊“非典”的新聞輿論戰(zhàn)在中國大地同時打響。
“非典”，作為信息封鎖導致嚴重社會災難的一個典型惡例，將被永載史冊。正是“非典”的慘痛教訓，加速了中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化法制化的進程；正是有了唐山大地震和“非典”的前車之鑒，今天的汶川大地震，我們的信息才變得如此公開，如此及時，如此豐富，如此多元！
錢鋼：中國多災。中國多難。中國歷史，亦災難歷史。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陸地國土，是自然界充滿動蕩、充滿異象的舞臺。自然災害與社會進步，沒有必然的邏輯聯(lián)系。我只想說，對于自然災害，中國人民應該有同外族入侵的戰(zhàn)爭慘劇一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和居安思危的警覺。21世紀的中國公民應當比前人享受更多的知情權，包括平等享有公共信息的權利。我更企盼，汶川大地震所展現(xiàn)的中國信息輿論公開化、透明化的良好趨勢，能夠常態(tài)化、縱深化。我更企盼，與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成就相比仍顯滯后而屢受國際社會詬病與批評的中國輿論傳媒管理體制、運作模式與發(fā)布機制，改革的膽子更大些，前行的步伐更快些。
少一些封鎖與禁錮，多一些陽光與公開，透明些，再透明些！這既是中國傳媒業(yè)界的共同企盼，更是億萬中國公民的共同企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