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今，一場“網絡問政”風暴席卷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員紛紛上網與公民對話，利用互聯網傾聽最真實、最迅捷的民意表達。在這場風暴中，廣東地方政府的表現令人注目，從2008年4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省長黃華華與網友的珠島賓館座談到2010年7月汪洋現場聽取網民代表意見并在線回答網民問題，廣東“網絡問政”的深度和持續(xù)度在全國名列前茅。如何理解“網絡問政”這一當代中國新興的政治溝通現象，在批判地呈現了前人闡釋互聯網政治溝通現象的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嘗試著作出自己的解讀。

　　“公共領域”的中國場景：西方范式影響下中國互聯網政治溝通的理論鏡像

　　自互聯網于20世紀90年代成為人類的重要溝通工具之一以來，互聯網與政治溝通的關聯就成了西方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熱門話題。許多西方學者討論互聯網政治溝通的范式承襲了檢討“新”媒體與“公共領域”之間關聯的傳統(tǒng)。自哈貝馬斯（Habermas）描繪了一幅介于公共權威與私人領域之間、能催生理性討論以求得社會共識的“公共領域”的美好藍圖以來，不少西方學者關于新媒體的政治內涵的討論便被嵌入到“公共領域”的背景之中，“對公共領域的討論依著報紙、廣播、電視到網際網路等各類溝通器械……每當一個媒體因‘使用不當’失去公共涵意時，新的媒體便被賦予擔任公共領域的重大責任”①。一部分學者期待溝通更便捷、參與成本更低、互動性更強的互聯網能促進政治溝通主體的多元化，為實現真正的“公共領域”創(chuàng)造可能，“互聯網既是一種傳播方式，也是一種徹底改變民主進程的工具。這種媒體的互動性鼓勵更多的公民參與公眾輿論表達、政府治理和決策”②。更多的學者則趨于理性，認為互聯網上的政治溝通整體上趨向于碎片化、無焦點和零散化，對“公共領域”的作用有限，至多只是促成了囿于小圈子討論的“迷你公共領域”（Mini-publicSphere）而已③。

　　在西方范式影響下，許多剖析當代中國互聯網政治溝通現象的文獻也將“公共領域”作為主要理論資源④；它們大都聚焦互聯網對中國公民相對獨立于政府的自發(fā)意見表達的推動作用，而對中國政府與公民之間通過互聯網進行的政治溝通則甚少討論或評價不高。關于互聯網上的民意表達，有學者將中國的網絡論壇視為“憑借新的在線對話媒介溝通的零亂的公共空間”⑤，還有學者用公共領域理論剖析中國報紙網站BBS上的討論，認為“中國網絡空間里的政治公共領域尚在發(fā)育，討論質量已臻一定水平，但若用對話復雜性及異見呈現度衡量則遠未成熟”⑥。至于互聯網“公共領域”與中國政治轉型的關聯，人們的看法見仁見智。鄭永年等對作為“公共領域”的互聯網之于當代中國政治轉型的意義評價甚高，“通過由賽伯（cyber）公共領域促進的社會互動和身份政治，互聯網促進了集體行動”⑦，麥康勉（McCormick）等則從反面指出政治轉型是中國互聯網公共領域變遷的前提，“關鍵問題是后毛澤東時代的體制變遷。接踵而來的新媒體技術歡迎一個集中性和政治性較弱、商業(yè)性更強的體制結構”⑧。哈特福德（Hartford）的論文是筆者視野里為數不多的論及當代中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聯網政治溝通的文獻，對網上市長信箱等溝通形式持保留態(tài)度，“它們對改善官僚-行政運作更有效，而非促進邁向公民社會的參與式民主”⑨。

　　中國特色的互聯網政治溝通實踐：歷史視野下的廣東“網絡問政”

　　當代廣東的“網絡問政”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網絡問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據廣東“網絡問政”主要平臺奧一網編輯藍云回憶，廣東“網絡問政”的第一推動力源自2007年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發(fā)出的解放思想號召；該網站旋即推出了題為“捎給汪洋書記的話”專題，得到熱烈響應，日發(fā)帖量在500條以上⑩。在問政議程設置上，奧一網圍繞國務院頒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qū)改革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從2010年5月起先后舉辦了五場線上和線下同時開講的群眾論壇，涉及交通、文化、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關心的重大話題。為將“網絡問政”制度化，廣東省委辦公廳已召開了四次網民集中反映問題交辦會，設定了相關職能部門反饋時限、定期公布處理結果等措施，主要涉及國土資源與環(huán)境保護、醫(yī)療保障、綜合治理、群眾生產生活困難等問題。